使用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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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2000年首先以法文出版
◆成為揭露北韓集中營生活最知名的脫北者回憶錄
【內容簡介】

南北韓分裂後,姜哲煥的祖父母放棄在日本豐衣足食的生活,義無反顧地遷回朝鮮報效祖國。九歲那年,受祖父犯「最重的叛國罪」牽連,姜哲煥一家旋即遭當局以政治犯家屬的名義,押解至北韓最大、監禁幾萬名政治犯的「耀德集中營」。

  十年勞動改造,姜哲煥最深刻的體悟竟是:「人有作惡的無限潛能。」

  在耀德,姜哲煥忍受恥辱、毒打、饑餓,以及無止盡的苦力勞動。求生的本能讓他性格丕變,學會了耍詐、偷竊、陽奉陰違,失去對他人憐憫與同情的能力。集中營卑劣的生活,逼著適應不良的囚犯自尋短路,姜哲煥的父親與四叔就因熬不過低潮,試圖結伴上吊。至於祖母,身為社會主義的虔誠信徒,轉變也最為劇烈。耀德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破除了她對金氏父子的迷思,看清北韓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反而更像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

  幸運獲釋後幾年,姜哲煥因非法收聽南韓電臺廣播,二度面臨勞改威脅。走投無路,他決心逃離地獄的魔爪,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姜哲煥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亟欲將北韓同胞所受的苦難與壓迫公諸於世。殊不知國際社會乃至同為大韓民族的南韓人,對北韓當局和集中營內侵犯人權的惡行惡狀,似乎無動於衷,脫北者的懇求得不到任何迴響。

  來到首爾不久後,姜哲煥與在人權組織任職的李古樂結識。李古樂深信北韓政權之所以能為所欲為,部分因北韓老百姓與外界完全隔離,部分則出於國際社會對北韓政權罪行的一無所知。他建議姜哲煥現身說法,揭露北韓人民在金氏父子高壓統治下的生活實況。2000年,姜哲煥的遭遇終於在西方世界曝光,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也深受感動與啟發。2005年,小布希邀請姜哲煥到白宮討論北韓問題的解決之道,並在2010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中「Decision Points」表示:「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一。」

  姜哲煥現定居南韓,為社團法人北韓戰略中心代表,同時也是《朝鮮日報》客座記者,並持續聲援關切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

【作者簡介】

姜哲煥

  脫北者。年少時曾被北韓當局關押於耀德集中營達十年。獲釋後幾年決定逃往中國,並輾轉抵達南韓。目前定居首爾,為社團法人北韓戰略中心代表,以及《朝鮮日報》客座記者。

皮耶.李古樂(Pierre Rigoulot)

  法國人,揭露全球共產政權罪行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編者之一。

【目錄】

臺灣版序
推薦序一 從個人經驗暸解極權政體 黃默
推薦序二 揭露地獄中的地獄 楊虔豪

新修訂版序
引言 世上最後的史達林式政權──北韓

第一章 平壤的快樂童年
第二章 資本家與革命家攜手並進
第三章 隔年,在平壤!
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
第五章 第十班
第六章 野豬老師:全副武裝,動不動就出手揍人
第七章 黑鬥士之死
第八章 玉米、蟑螂和蛇酒
第九章 面對死亡
第十章 倍受覬覦的兔子
第十一章 瘋狂如影隨形
第十二章 批鬥與自我檢討雙週會
第十三章 公開處決與死後投石
第十四章 耀德之戀
第十五章 山中逗留
第十六章 集中營十年:金日成,謝謝你!
第十七章 北韓天堂
第十八章 集中營威脅再現
第十九章 逃亡中國
第二十章 在大連小賣淫,大走私
第二十一章 抵達南韓
第二十二章 適應資本主義世界

後記──為北韓尋求援助

【推薦序】

從個人經驗瞭解極權政體

  這幾年來,華文出現了一個新的字彙:脫北者。脫北者指的是從北韓逃亡出來投奔自由的那一群人。根據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這一群人的人數在過去十年來增長了七倍,共計有兩萬三千人。他們大多數逃亡到中國,再由中國轉往南韓。這裡推薦的這本書,作者姜哲煥就是一位脫北者。姜哲煥在平壤度過非常優渥、愉悅的童年。他的祖父在日本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祖母則深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多年來獻身社會運動,也是北韓勞動黨在日本的重要幹部。後來,他們一家人響應祖國的號召回到北韓。最早幾年姜哲煥的祖父位居要津,祖母在社會上也十分活躍。因為這樣,我們的作者有一個美好的童年。書名中的「水族館」,指的就是他童年時平壤家中的養魚缸。

  好景不常,在姜哲煥九歲的時候,祖父受到政治鬥爭的牽連,被判叛國罪。一家人,包括他的祖母、父親、四叔與妹妹,都被送到耀德集中營,度過悲慘的十年。被送到集中營的時候,他緊抱著他的養魚缸。我們不難想像,到了集中營以後,他的魚都死了。

  姜哲煥在這本書裡頭描述他在集中營的十年。集中營處於深山僻野,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幾乎說不上有什麼醫療設備;工作繁重,經常在飢餓狀況下過日子,又時常受到管理人員的懲罰。飢餓、懲罰、刑求和死刑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雖然他們瞭解政府把北韓社會說成天堂,把領導人說成不世的偉大領袖,都只是一派謊言,但也只能身不由己跟著這樣說,在集會上高喊口號。他們一家人在十年以後被釋放出來,一九九二年姜哲煥逃離北韓,先到中國,然後再轉入南韓,現在是《朝鮮日報》的記者,這本書由他與一位法國記者共同書寫。

  姜哲煥到了南韓,南韓政府為他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十分急於把他的遭遇說出來,為北韓的同胞仗義執言,呼籲南韓的社會關心他所經歷的暴政統治。然而,不幸的是,在記者會上他的說法受到質疑。有些記者問他:「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在他聽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問題,他不能瞭解為什麼南韓的同胞不關心北韓的集中營。後來他上了大學,在大學裡也受到左派知識分子的挑戰,認為他所說的情況只是個人經驗,不能證明北韓的暴政。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都說些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大理論,但這些話都不是姜哲煥所能理解的。他只能對他們說:「去北韓吧,去了你們就不會再替金日成的失敗找藉口。自己去瞭解瞭解吧。」

  姜哲煥在南韓受到的質疑和挑戰,帶出了一個十分難纏的問題,那就是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應該是怎樣的關係?本書作者雖然回答不了南韓記者與左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但這並不表示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是毫無關聯的。我們非常難以想像,只有個人經驗而沒有普遍的論證,我們對事物能有比較深刻的瞭解;但是只有普遍理論,而少了個人經驗,那也十分容易流於空洞,無法與我們的生活產生關聯。這樣的問題不但發生在我們對北韓的理解,也在二十世紀不同的社會一再地出現。譬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期間,被害人證詞就引起這樣的爭論,不少人對於個別的人陳述他們在隔離政策下的遭遇都有或多或少的質疑。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七○年代赤棉政府在柬埔寨的滅種政策。又,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針對勞改營所作的證詞,也受到同樣的質疑,即使在臺灣,也有不少人批評民運分子的證詞誇大了中國政府的惡行。我想我們或許能說這些極權或是專制政體都有他們共同的統治模式,那就是透過謊言與暴力的統治。對這個問題探討最透徹的,是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雖然這本書在五十年前問世,但迄今還沒有比鄂蘭的分析來得更深刻的了。二十世紀的極權專制的統治何其相似,集中營草菅人命的情況大同小異,個人悲慘的生活經驗也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能說個人經驗不可能反應社會與政治的現實嗎?普遍理論對個人經驗的瞭解沒有幫助嗎?

  從另外的層面來看。逃往南韓的脫北者雖然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補助,減輕了經濟上的壓力,但在認同上、在社會的競爭上,都面對十分嚴重的問題。譬如他們受到政府補助上了大學,但都難以與南韓學生競爭,退學率特別高,甚而有不少自暴自棄、酗酒的行為,這些問題已經開始得到南韓社會與政府的關注。

  近來北韓的政局與社會經濟政策似乎有了改變。雖然北韓還是一個十分神秘的國家,少有可靠訊息,但從種種跡象看來,在金正恩繼承父業成為北韓統治者後,統治高層可能有了嚴重的衝突,經濟發展也有鬆動的可能性,在經濟發展策略上向中國取經,同時也派遣數以萬計的勞工到中國工作。然而,實際上的情況如何發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黃默

新修訂版序

  身為南韓大報之一《朝鮮日報》的記者,二○○○年以來,我開始主跑和北韓相關的新聞。我訪問並報導了約五百名北韓難民與脫北者的故事,這些人有的藏匿在中國,有的成功移居到南韓重獲自由。其中一個告訴我:「在一九九八年饑荒的高峰,我親眼目睹成堆的屍體橫陳在咸興(東北部靠海城市,也是咸鏡南道首府)車站前。由於民眾接二連三餓死,速度之快,連棺木都缺貨,多達數百人被草草埋在東興山的一個萬人坑。」

  我訪問的所有北韓人,對一九九○年代末期大饑荒的描述幾乎大同小異。老百姓拚命在森林與坡地上尋找任何可食用的草葉。沒多久連草也沒了,只好改吃煮過的樹皮與稻草桿,讓粗硬的纖維變軟好消化。這些種種讓我想起一九八七年之前,自己被關在北韓耀德古拉格(集中營)期間所經歷的可怕遭遇。我忍不住自問:「難道北韓整個變成一個巨大的古拉格了嗎?大大小小的集中營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跟我一樣被關在古拉格的人,如今得吃多少苦才能保住性命?」

  一九九二年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北韓,尋求南韓的庇護,目的是要將北韓政權在政治犯集中營所犯下的髮指罪行公諸於世。由於父母受祖父牽連被冠上罪名,我自九歲起,就被關在咸鏡南道的耀德政治犯集中營,在此渡過悲慘的十年。

  我先逃到中國,然後在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不過在隨即登場的記者會上,我被某些記者問得啞口無言,他們顯然只想從我嘴裡逼出他們想聽的答案──「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原來,這荒謬的問題不過是個序幕,預告我將在這所謂的自由世界繼續受折磨。

  不管我還是其他脫北者多麼努力地疾呼,多數南韓人對於北韓集中營的真相,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韓國人把我們的話當耳邊風,我轉而期待國際社會似乎是過於天真。我們的話得不到任何迴響。

  對於尋求政治庇護的南韓,我滿懷期待。而今這裡有愈來愈多民眾相信,唯有透過和解與
合作才能和北韓和平共處。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漠視金正日迫害他的同胞百姓的殘酷行徑?面對距離首爾僅四十英里(約六十四公里)的邪惡,南韓人似乎不乏保持沈默的道理與理由。

  有關金正日與他令人瞠目結舌的暴行,真相一再被扭曲。今日在南韓,如果你反對金正日,就會被貼上「反動分子」的標籤;如果你支持這位獨夫,就會被視為「進步的知識分子」。目睹這顛倒是非的怪誕現象,辛苦逃出金正日魔掌的一群人信心受挫,樂觀盡失。

  不過一九九○年代末期,幾乎被澆熄的希望餘燼瞬間重燃,大批北韓難民越界逃至鄰國。一夕之間,國際社會態度丕變,傾耳細聽重獲自由的北韓人指證歷歷。外國媒體爭先恐後採訪逃往中國的北韓難民,聽他們揭露北韓境內種種違反人權的暴行。二○○三年以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連續三年通過決議,每通過一次決議,措詞都更加堅定與強硬,譴責平壤當局違反國際人權。不可思議的是,儘管國際社會一片撻伐,多數南韓民眾卻無動於衷,繼續放任道德良心昏睡不醒。

  聯合國對北韓人權決議案進行投票時,南韓當局不是選擇缺席(二○○三年),就是投下棄權票(二○○四與二○○五年)。為了合理化其無動於衷的行為,南韓當局聲稱若投票支持決議,可能影響南北韓透過對話所達成的和平共存。此說法等於自打嘴巴:根據大韓民國憲法,非軍事區(DMZ,De Militarized Zone)兩邊的韓國人民皆屬南韓政府之管轄。

  在鄰國日本,有關北韓的新聞收視率大體高於其他報導,脫北者的回憶錄也常打入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反觀南韓,這類書籍始終逃不過在書架上積灰塵的命運,所以北韓人士的文稿在南韓出版社屢吃閉門羹也就不足為奇。

  我常忍不住想,難道幫助北韓同胞掙脫枷鎖的夢想,注定要石沈大海?

  我在南韓信了上帝,不過祂似乎鐵了心不理會我的祈禱。我問上帝:「為什麼他們必須吃這麼多苦?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得忍受這種磨難?」每個夜晚,當我思及同胞的苦難,心就再痛一次。「你既然是永生神,為什麼放任邪惡政權荼毒這些寶貴靈魂?我的族人還要忍受這樣的煎熬多久?」

  然後有一天,一件簡直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對於一個九歲便關在北韓集中營的男孩成功投誠南韓,我稱之為奇蹟。但當我聽到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剛讀完一本集中營回憶錄,而且想和該回憶錄的作者見面聊聊時,我的感受簡直無以名狀。那個作者就是我!

  二○○五年六月十三日,我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小布希總統整整談了四十分鐘。我對他道出北韓人民的苦難,然後我們針對如何幫助他們脫離苦海,交換許多誠摯的意見。和布希總統會晤的當下,我豁然明白上帝的確永生不死,祂透過小布希總統,讓眼盲的國際社會看到北韓人民的處境。三百多萬死於饑荒與成千上萬命送集中營的北韓冤魂,原本被世人冷漠以對,而今上帝稍稍動個指頭之後,情況立刻有所改觀。

  白宮一會之後,許多藏身在中國的北韓同胞紛紛捎來電子郵件替我加油打氣,也感謝美國總統對他們的關心。我確信,自己和小布希總統見面的消息一定也傳遍了北韓境內,讓枯等已久的兩千三百萬人民重燃了希望與勇氣。對關在北韓古拉格的二十萬名政治犯而言,這消息肯定就像見到救世主一樣振奮人心。從北韓境內傳出的消息透露,單單這個事件就足以抹殺北韓官方多年來的反美宣傳。在南韓,此事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尤其明顯。過去因為資訊不足,導致他們對北韓同胞的苦難不聞不問。

  白宮之行讓我個人的能見度大增,演講邀約不斷。此後,我持續為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發聲,力道與影響力是以前的百倍。

  此外,我認識了幾位南韓國會議員,他們變得非常關心北韓的人權問題。國會議員金文洙甚至推出一系列活動,鼓勵南韓人民閱讀《平壤水族館》。

  希特勒大肆屠殺猶太人之際,國際社會不想相信真有此事。沒有人願意想像日日夜夜隨風飄到自己村落的煙灰,竟來自焚屍毀跡的集中營。直到六百萬名猶太人慘遭屠殺,世人才終於正視這慘絕人寰的悲劇。

  今日,「集中營」一詞已和當年希特勒的大屠殺密不可分。可惜我不知該怎麼解釋才能讓世人明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同樣的悲劇(甚至比當年更不堪)仍不斷在北韓上演。共產主義的實驗已宣告失敗,而北韓則是這個實驗的殘遺。

  在我的祖國,已有二十萬政治犯陸續在集中營慘遭殺害,而今每天還有不計其數的人被押送到集中營。一如希特勒的納粹黨,北韓勞動黨完全未給這些沈默的羔羊任何解釋,就直接將他們送往屠宰場。難道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放任歷史重演嗎?若耶穌門徒保持緘默,不敢勇於發出不平之聲,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我相信,時機已然成熟,世人應發揮集體良心,對金正日(已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過世)政權的蠻行發出不平之鳴。對北韓這個「暴政前哨站」祭出強硬立場,既不會惡化也不會延長北韓人民的苦難,反而會逼金正日停止殺人如麻的暴行。我擔心,若我們再不盡快管束這位狂人,就會像當初放任希特勒胡作非為的那些人一樣,得為自己未善盡道德責任,再次接受上帝的審判。

  謹代表那些怠忽道德責任的人,我想向小布希總統表達感激之意,謝謝他對我數百萬北韓同胞的痛感同身受,他們在被稱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龐大集中營裡,死於飢餓。我也要感謝本書讀者,願意和我一起承擔同胞的苦難。感謝那些我記不住、甚至是叫不出名字的幕後英雄,感謝你們鼎力協助,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我祈求上帝,希望你們每個人收穫滿滿。我特別要感謝黛博拉.費克斯(Deborah Fikes),您的名字我永生難忘。然後,我要感謝太太尹惠蓮。

  最後,我邀請各位加入祈禱行列,祈求北韓早日脫離暴政,早日獲得解放,早日轉型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二○○五年七月四日
首爾,南韓

  ※姜哲煥目前是「民主網絡對抗北韓古拉格」(www.nkgulag.org)的共同創辦人

【內容試閱】

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

祖父比過去更加不安與沉默寡言,但仍是全家的支柱。他的濃眉、睿眼、宏亮嗓音,以及平壤勞動黨幹部對他的恭敬態度,全都讓我著迷不已。地位崇隆無損他和我之間的祖孫情。週日散步時,祖父會以神祕語調跟我透露過去在京都的生活:他為了準時完成第一筆訂單,在珠寶店熬夜到天亮;他坐鎮米倉,不讓對手有覬覦的機會;賭場事業的一鳴驚人;以及賭桌上的財富如何在幾分鐘內大起大落。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絕的驚喜。我聆聽祖父,被故事背後的推手與主角催眠。我深愛祖父,從沒想過祖孫間的對談與週日漫步,竟有劃上句點的一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祖父突然人間蒸發。某晚,他下班後沒回家。警方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祖母不斷打聽,祖父工作部門的幾個長官才鬆口,說他為了一件要事臨時出差。出差令由勞動黨直接下達,祖父獲悉後立刻就啟程了。

他們再三向祖母保證:「你下禮拜來,就會有新的消息。沒必要擔心。」祖母對出差的說法持懷疑態度。她很暸解祖父,他絕非出遠門不吭一聲的人。過了一週,政府當局要她繼續等待,但她忍不住,又跑去祖父的辦公室打探。辦公室的接待僅僅增加她的焦慮。每個人似乎光聽到祖父的名字就尷尬不已,對這件事情三緘其口。無論到哪,祖母得到的回應總是焦躁不安的靜默,讓她處處碰壁。

我父母懷疑,祖父神祕失蹤可能是「國家政治保衛部」在背後搞鬼,但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祖父失蹤前幾個月,父母有幾個朋友也是無緣無故就失蹤了,然而我們全家人(尤以祖母為甚)寧願往好處想,認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並論,畢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為密謀策反,或者販嚇了其他的滔天大罪。我們之中沒有人敢面對祖父可能被祕密警察帶走的可能性。

我們心知肚明,祖父從來沒有辭不達意的困擾,而且時常火力全開地批評黨官僚及其管理方式。我們也明白他鮮少出席勞動黨會議或集會,但祖母出席的次數應該多到足以彌補祖父的份吧!再者,難道祖父一直以來沒有謹守本分做個誠實的好公民,將他的一切全託付給黨嗎?他從日本一返回北韓,難道沒有把鉅額財富全交給政府嗎?難道他沒把一切(包括他的富豪汽車)都交給黨嗎?

祖父失蹤後幾週的某天,我在大同江邊玩耍。幾個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困惑的我趕忙起身,朝家裡跑去。根據朝鮮傳統,進別人家前必須先脫鞋。不脫鞋,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東家。我大吃一驚地發現客廳人滿為患,然而玄關前的鞋子卻跟平常一樣多。這是什麼意思?我想上前一探究竟,可是客廳人多到沒有我立足的空間。除了父親、母親、祖母、妹妹之外,其他人我從未見過。四叔是唯一不在現場的家人。四叔未婚,跟我們住在一起,但那幾天他去咸鏡南道參加研討會。

這些人到底是誰?我向爸媽用力揮手,平時見到我都很開心的他們,此時卻反常的保持距離,彷彿無暇理會孩子吵鬧的高傲大人。母親邊嘆氣邊反覆說道:「但我們到底怎麼了?但我們到底怎麼了?」(好像真有人會回答她一樣)我鑽進人群,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結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櫃,旁邊還有第四個人在作筆記。這是什麼特別的大事嗎?他們怎能穿著鞋子在室內走來走去?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可是當我試著告訴母親這個情況時,她卻都不理我。

我們的公寓有四房一廳。最小的那間房裡,存放著這些年來祖父母託日本來訪親友幫忙帶的禮物。這些私藏的珠寶、服飾和手錶,是他們替四叔準備的結婚聘禮──儘管四叔何時會步入禮堂還是個未知。(在韓國,提早好幾年開始準備孩子的婚禮並不稀奇。)這間房裡也放著父親工作用的各式相機與暗房用具。四名保衛部人員看到這些寶物,見獵心喜。前陣子有人「鼓勵」我父母,將其中一臺相機當作禮物送給政府,但父母總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

這次,四名保衛部人員肯定會不客氣地占為己有。後來,父親告訴我,他們在房間一角開的祕密會議;發現結婚禮物時,臉上裝模作樣的義憤填膺(彷彿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贓物的罪犯);在心神不寧的父母面前明目張膽地瓜分戰利品,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大喜過望而迸發的花火。

接著他們走向家中其他地方,三人東翻西找,第四人依舊負責記錄。清點進度十分緩慢,眼看情況似乎與我沒太大關連(至少他們對我的水族箱興趣缺缺),我很快便感到厭煩,於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懶得理會後續發展。我和美湖跑來跑去,在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廢墟」中嬉鬧。

我開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還慫恿妹妹一起加入。父親雖看到我們在胡鬧,卻未出聲制止這項平日做不得的禁忌遊戲。得意忘形,我愈跳愈高,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當然地壞了:我已記不得壞的是床墊裡的彈簧,還是床架。我和美湖當場愣住,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父親仍舊不發一語。我不曉得妹妹當時怎麼看待父親的放水之舉,但我感覺很不對勁。一切秩序全亂了套。我還不至於擔心,但開始感到某種說不出的不自在。關於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我還真是摸不著頭緒,或許這就是我記憶老缺一塊的原因。

然而,初次聽到「耀德」的那一刻,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母親看到其中一位保衛部人員翻揀自己的貼身衣物,而且丟得到處都是,忍不住提高音量。負責記錄的那位大發雷霆命令母親閉嘴,然後掏出一張紙,大聲唸出上面的文字。根據該文件的說法,祖父犯了「最重的叛國罪」,後果就是祖父一家人──也就是所有住在這屋簷下的人,都得「立刻」送往耀德管束。

我從未聽過耀德這地方。我身邊的人聽到耀德彷彿失了魂,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然後他們痛哭失聲,開始緊握彼此的手。為首的那位眼見自己恫嚇見效,忍不住沾沾自喜,命令其他人繼續抄家。他們將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連床組、衣服、床墊,廚具都不放過。我看得一頭霧水,不解他們翻鍋碗瓢盆或我的玩具箱到底想找什麼。清點作業終於在凌晨三點告一段落。保衛部人員自訂了一套遊戲規則──少數戰利品歸政府,多數放進自己口袋。父親的攝影器材與歐米茄腕錶、母親與祖母的珠寶、四叔的結婚聘禮、日本製彩色電視機,全被這些人暗槓了。實際進入國庫的品項不到十分之一。

那夜的其中一幕,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祖母與保衛部人員正面交鋒,他們脅迫祖母簽署一份文件,但祖母執著地指著幾行文字,堅決不從。他們隨便說了幾個理由敷衍祖母,語調時而冷靜收斂,時而張牙舞爪。突然間,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筆,在那份文件上簽名。接下來的事我看了大為震驚:祖母才一簽完,幾個大男人便抓住她,將她軟禁在一個房間裡!

破曉時分,我得知全家即將出發,前往那個讓父母聞風喪膽的陌生地點,而我並沒有那麼絕望。我把這一切當作搬家到鄉下,當
作一場冒險,可為生活增添一點刺激的可能。老實說,我對這想法感到雀躍,唯一掛慮的是如何將水族箱的魚一併帶走。就某方面來看,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畢竟我們並非罪犯,而是罪犯的家屬,所以會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對待。

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衛部直接帶走,押至苦役集中營,連整理行囊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命運和在蘇聯或納粹德國被捕入獄的許多人一樣,我後來透過閱讀知道這些人的下場。至於我們,起碼還獲准攜帶最低限度的家具、衣服,甚至還能帶食物。表面上,我們不過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鐵絲網、營房、營養不良與粉碎意志的工作,在在顯示這裡是不折不扣的勞改集中營。集中營的編制以「家」為單位,足證即便在所謂的共產國家,儒家傳統依舊根深蒂固。然而,該政策並不改變集中營的本質。政府把我們一家送到遠方,是希望透過工作和學習重新教育我們。由於和罪犯朝夕相處,受到反動意識型態的汙染,因此我們這些非罪犯,被監禁在專為「猶可救贖」案例設計的集中營。

搜索結束後,祖父辦公室的幾位同仁一早就來家裡協助父母打包,他們大概是接獲官員指示;保衛部人員一心只想儘早收工。祖父的前同事看似樂於伸出援手,但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們本意。向犯罪家庭釋出善意十分危險。確實,自保衛部人員登門後,僅一人鼓起勇氣到我家拜訪,一位和我們住在同一層樓的老太太。她敲敲我家的門,從打包箱子間挪進瘦小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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